貧窮vs.環境：從紅綠衝突到紅綠願景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 posted on
- 在〈貧窮vs.環境：從紅綠衝突到紅綠願景〉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文／李永展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教授）
第三次地球高峰會已於南非約翰尼斯堡落幕，此國際盛事的主題為「環境」與「貧窮」，然而對照第二次地球高峰會所制頒的「21世紀議程」，我們不禁感嘆人類對於解決問題的努力不僅是步履蹣跚，更似乎是有退無進。但或許我們更應該問的是，究竟什麼才是造成環境與貧窮問題的根源？
基於這樣的提問，本文試圖從貧窮的社會與環境投射切入，探討必須解決的三個主要歧見（誰來出錢？基金應如何調度運用？技術轉移及智慧財產權的問題應如何處理？）。然後從全球化的趨勢，本文嘗試解讀不同面向與尺度的極化效應，最後並提出二個談判桌外的解決之徑：取徑綠色資本主義、取徑地方創新。
前言
闊別十年，「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WSSD）於2002年8月在南非約翰尼斯堡召開。
這個又稱為「里約後十年」會議（RIO+10）的國際盛事，主題定為「環境」與「貧窮」，對照十年前里約高峰會議所簽定的「21世紀議程」，我們不禁要感嘆人類對於解決問題的努力不僅是步履蹣跚，更似乎是有退無進。這一次來自世界各地，各階層、各領域約6萬多人齊聚約堡，雖都聲稱將致力於解決貧窮的問題並提供可持續發展的策略，但彼此間的歧見與鴻溝是如此難以跨越。
南非總統姆貝基以高峰會主席身分在開幕致詞時說：「多數人貧窮，少數人富裕；富裕如島，貧窮如海；這種人類社會豈可能永續？」（引自賴芬蘭，2002）這一段話可說是一語中的。事實上如海的貧民對島上的富人而言簡直像瘟疫，對富人而言貧窮是必須被「打擊」或「消滅」的，但或許我們更應該問，甚麼才是問題的根源？
貧窮不見得和個別國家的天然資源有關，以南非來說，南非屬於溫帶，並且比北半球溫暖且有著大量的土地資源。事實上，貧窮真正的根源在於全球的權力與分配問題。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和國家財富被轉移到北半球的工業國家，雖然全世界同時飽受全球暖化及臭氧層破洞等環境問題的痛苦，但這些問題大多都得歸因於開發國家的經濟活動。而當前的全球政經體系，卻仍然一再反映出這種歷史性的南北失衡。
大部份的發展中國家被困於貧窮和環境惡化的循環中；而不利於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經濟趨勢又使這種情況更為嚴重。在「第三世界」中，有的是猛烈的工業化加上不幸的悲慘化，雖然北半球討論著如何讓南半球更民主，然而他們真正的主張與企圖卻是透過各種國際援助、協定與組織來延續他們在全球的宰制位置。
他們企圖讓南方國家開放市場、面臨更多的競爭與更大的剝削，同時界定保護主義以適合北方國家自己的需求。在這樣的發展模式中，既沒有社會正義，更聽不到生態保護的聲音（吳昱賢等譯，2002）。在這些剝削與宰制的國際關係中，使貧窮國家必須承受更為嚴重的社會壓力與環境破壞，這顯示人類永續發展的問題不能被視為一個同質的整體，而必須更細緻地探討其歧異的根源。
貧窮的社會與環境投射
整體而言，全球大約有10億人──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仍受困於貧窮及營養不良，以及因為缺乏乾淨的水所造成的不良健康情況。
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人口最貧窮的五分之一的消費率幾乎維持不變，但是最有錢的五分之一人口的資源消費卻增加4到7倍（UNDP, 1999），由此可見，貧窮雖是一連串問題的引爆點，但更是不平等發展的結果。
貧窮的社會投射
從鄉村到都市的遷移構成了世界史上最大的移民之一，鄉村的貧窮經常迫使許多人（尤其是沒有特殊技藝及土地的人）到較大的都市尋找發展的機會。一方面，由於缺乏成功的土地改革，另一方面，由於鄉村有大量貧民、城市中經常有較好工作及收入的機會、以及愈來愈方便的交通運輸，因而鼓舞了城鄉遷移，這種情況尤以發展中國家以及落後國家最為顯著。
以高峰會舉辦地約翰尼斯堡為例，約堡是一個350萬人口的現代化大都市，像許多大都市一樣，兩極分化的問題極其嚴重。許多人從四方八方湧進這裡，為的是尋找一個夢想，甚至只是一份工作。然而事實上都市並不能提供他們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高度的貧富分化，使他們被視為都市盲流，他們或者從事被人鄙視與少尊嚴的工作，拿勉強糊口的工資。或者根本找不到工作，於是偷竊、搶劫、賣淫均成了求生的方法，然而隨之而來的暴力傷害、疾病、死亡，更加使得貧窮問題積重難返。
即便城市生活具吸引力，而且對許多人來說的確比鄉村生活更好，但是城市的生活狀況其實也是非常艱困的。例如，印度大城市大約每十年便會增加200萬人，孟買幾乎一半人口居住在貧民窟（錫板、木頭或破布袋所搭蓋的房屋，且經常在主要道路或鐵軌兩旁），而大約一百萬居民住在街道上，其中人性服務設施及基礎設施壓力相當嚴重，空氣及水污染、廢棄物處理及健康問題也經常發生。雖然孟買的人口大約會成長至1800萬，但是和南半球的巨大都市像墨西哥市及聖保羅市相比仍然相當小（Carley, 2001）。
由於都市地區的集水區人口增加往往超過解決問題的努力，因而使低所得人口依賴逐漸減少的資源維生。即便在不考慮人口遷移的情況下，全球最貧窮的五分之一人口是永續性的最基本挑戰，但是貧富差距卻愈來愈大，因而增加城市的社會壓力。如果每天生存的壓力如此大，可想見的是，必要的、長期的環境關懷很少被窮人或窮人的政治領袖注意到，鄉村及都市便會面臨資源取得（尤其是乾淨的水）之攸關生死的重要事件。
另一方面，貧窮使婦女和小孩每天必須花費很多時間來尋找飲水和柴火，來維持基本生活所需，而這些時間和精力原本可以用在教育、社區發展和建立良好的家庭關係上（環境資訊中心，2002）。與此期望相反的是，儘管貧窮使家庭生計極為艱難，但大多數的貧窮家庭生養更多兒女，一方面為了增加勞動人力，但另一方面也往往源於他們對於節育的知識與方式一無所知。
貧窮的環境投射
貧窮除了造成社會問題之外，對於環境的壓力也非常沈重。當窮人和窮國所面臨的是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機，對於具有延遲效果的環境反撲自然會選擇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於是不當與過度開發所造成的生態耗竭（或浩劫），因而與貧窮問題如影隨形。
土地土質惡化不適耕作、鄉村地區日益貧窮，於是人口大量外流到原已過度擁擠的都市地區，使得清潔水源、污水處理和垃圾收集系統更不敷使用。貧窮也是某些發展中國家（以及工業化國家的某些貧窮地區）進口有毒廢料以爭取外匯的原因。窮國所以採行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模式，更和他們的貧窮有關；而這些發展模式經常涉及造成污染的技術、大量使用化學物質的農耕法，以及各種浪費能源和自然資源的作法（環境資訊中心，2002）。
然而問題不僅於此，北半球在幾乎耗盡了大多數地球的「消化能力」（例如吸收二氧化碳）的此時，已把南半球發展的機會排除了。與成本相比之下，都市工業主義的利益存在著不平等的分配──大多數利益都歸富有國家，而成本則被加諸於沒有享受到這些利益的國家及人民身上。這種歷史的、生態的不公平其實不容易說服新興工業化國家採行被北半球普遍認定的環境價值（或至少不能因生態負債而沒有獲得經濟補償），尤其當這些價值會減少經濟發展機會及減少貧窮時更是如此。
而來自所謂的國際援助也對背負龐大外債的貧窮國家造成進一步的傷害，例如1980年代國際貨幣基金（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所強制推動的「結構調整」，其政策設計就是要求被援助的國家必須進行私有化與去除國家管制，迫使其經濟面對國內和國際市場上更激烈的競爭。於是這樣的政策不僅在經濟上擴大了收入的不平等，在社會公平上取消了健康或教育補助，在環境上更加速其惡化的程度（吳昱賢等譯，2002）。
就全球而言，所有國家需要的是能公平使用世界資源，以及對這些資源管理有公平的責任，這個公平原則同時也意謂著已發展國家每人應有較低的資源使用，而發展中國家應有機會提昇消費到永續的水準。這種不平等同時也意謂著，20世紀西方發展模式（界定了許多主流想法也影響了全球傳媒），事實上無法提供21世紀真實的政策指導。這種不平等也同時發生在不同社會中，例如歐洲社會民主模式的高失業水平，或美國式「贏者通吃」的勞工階級高比率的貧窮現象。很明顯地，如果「社會排斥」現象持續存在，那麼這個世界就不可能達到永續性目標（李永展，2002a）。
解決的歧見
雖然大多數的國家均認為根除貧窮是邁向永續發展的起點，但是怎麼解決卻往往各執己見。
發展中國家認為，除了用於發展計畫的援款外，他們也應獲得其他用途的經濟援助，以助於取得環境安全技術，並提高他們自行發展技術、培養人才的能力。然而在許多國際會議中，已發展國家一再抗拒現狀的改變，這次的高峰會也不例外。主要的歧見在於（環境資訊中心，2002）：
誰來出錢？
大部份發展中國家（以及某些已發展國家）認為，工業化國家應為今天世界性的環境問題負責，因此改行永續措施所需的經費應該由這些國家來支付。中國即代表發展中國家建議，工業化國家每年必須將國民生產毛額的一定比例撥作全球環境基金。美國及其他已發展國家反對這項建議，理由是這種經援必須為志願性質。
基金應如何調度運用？
某些捐款國認為應成立國際金融組織來專門處理「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如氣候變化、臭氧層破壞）。但發展中國家則認為應撥置更多的經費來解決土地使用、空氣品質、水資源供應等各國共有的「國家性問題」。
基金調度使用的方法因此引起了激烈的辯論。世界銀行、《聯合國發展計畫》、以及《聯合國環境計畫》在1991年成立了「全球環境機構」（GEF）。這項三年期的先驅性計畫僅針對保存生態多元性、保護海洋及臭氧層的各項計畫提供經費。大部份的工業化國家希望擴大「全球環境機構」的事務範圍，讓它成為全球性環境問題的主要撥款機制，但發展中國家卻希望針對每一項全球環境公約分別設置基金。
技術轉移及智慧財產權的問題應如何處理？
效率較高、污染較小的技術是永續發展的要件，發展中國家希望取得新技術（電腦程式、污染較小的生產技術、有毒化學物質替代品等）、設備以及經濟和技術上的協助。有關這些優惠待遇的特定條件目前正仍然沒有太多共識。
全球化趨勢：不同面向與尺度的極化效應
當前世界的情勢是，少數國家對於地球資源的享用採取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使得國際間的消費水平與生活水平極度不平等，跨國公司、民族國家以及部份區域為了擴張與繁榮，投入毫無止境的惡性競爭，並且建立了龐大的當代資本主義體系，伴隨著全球化無遠弗屆的影響力，以為國際間不平等的權力與競爭力得以自我生產與複製的保證。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國際會議的談判桌上，貧窮與環境乃至於永續發展的願望始終無法開展實質的進程。
全球化乃為當前架構全球經濟環境的主要力量，它改變了世界經濟地理的分佈情況，傳統的國際分工架構已不足以解釋現行的經濟運作邏輯，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以全球為範圍的競爭環境。由於經濟發展環境的重組，造成國家層次的生產與消費均衡發展關係的瓦解，促成新國際分工的發展；生產組織的彈性造成全球生產網絡以及全球經濟空間的勞力分工體系，深化全球經濟在生產上的連結關係；經濟調節機制的自由化，使得國家約束資本的權力大幅削減，資本得以在全球經濟領域中快速流通，全球競爭已成為必然的趨勢與結果。而此日益尖銳的競爭態勢展現在三個面向與尺度之上（李永展，2002b）：
資訊與知識權力的極化
資訊科技是轉變今日世界組織邏輯的基礎架構，「資訊化」甚至是一種城市的形式，而這股社會的主要趨勢，正是資訊空間歷史性的出現正逐漸取代地區空間的意義，一個稱之為「流動空間」的地區將會強化管理權力組織的行動，而非以「地區空間」中的領土為基礎制度運作（Castells, 1989）。資訊網絡將散落在各地的位置連結成網，成為世界經濟賴以組織的關鍵性策略資源，並且能夠異地而同時於真實時間進行全球性的經濟、政治與社會事務，其結果乃使得當代的全球經濟地理與組成劇烈變動，以至於產生複雜的雙元性：在空間上分散，但在全球上整合的經濟活動組成，已經使資訊的掌握成為經濟權力的重要來源。
伴隨資訊權力的擴充，知識經濟也將成為全球經濟的基礎，知識經濟指的是以知識做為生產、擴散與應用的經濟體系，而它的另一項顯著特徵即是與科技與資訊相結合，而形成一種所謂的「數位化知識」，此一新的生產型態、工作方式固然創造了新的產業類型，但同時也將產生新的社會問題與階級分化（周志龍，2002）。
城市與區域權力的極化
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世界上的城市已經被整合進一個全球層級的體系中，每個城市都在其中佔有一個位置，這個位置反映的是它在經濟與金融活動的空間接合中的相對重要性，或者更直接的說，是各城市的相對經濟權力（Friedmann, 1986）。此外，這些跨界經濟的空間及市場區位決策考量開始朝向網絡組織進行轉化，而這種網絡組織並不受限於市場的地理限制，而是取決於適當電訊媒體的可及性，以求取迅速且機密的資訊交換。
世界上的城市正逐漸被全球體系所吸納與統整，並且在都市網絡的系譜上依其功能扮演角色。不過民族國家仍有其作用，因為政府會訂定一些規則與政策來影響全球經濟的形式。的確，為了面對日益增加的國際競爭，以民族國家為模式、以創造更強固的政治與經濟聯盟正在興起中（如歐盟），它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超民族的國家，它是一個政治的組合，而這個過程也已經對其疆域內無論都市或鄉村的空間發展造成強大的影響。伴隨著三大主要區域??北美、歐盟以及亞太地區影響力的鞏固，當在這些區域間與區域內的貿易更為集中，其他區域將因此被邊緣化，而在這些邊緣地區的國家與區域將彼此競爭以吸引資本、人工技術、以及科技，因此一個區域化的全球經濟將被討論。而與此同時，廣泛擴散的地方分權取而代之，城市政府扮演更主導性的角色，在已經成形的區域化區塊以及跨國資本間互相競爭，而在此相互連結卻又相互對立的趨勢中，傳統的民族國家正從競爭行列中脫落（Jenkins & Smith, 2001）。
國家經濟正義與全球經濟正義衝突的激化
經濟全球化勢必會帶來全球性的經濟協商與規約，而此全球性的協商勢必應該滿足一國與全球防止貧窮與經濟成長的要求，不過這兩項要求顯然存在著顧此失彼的衝突，就富裕國家而言，要追求一套最有利於防止全球貧窮問題的全球經濟秩序，勢必無法以本國人民的利益為先；而次富裕國家仍然必須面對取捨的抉擇。因此，一個合乎理想的全球經濟規範似乎只有與最貧窮、最弱的國家的要求一致。但事實上國際協商中的談判力量極為不平等，富裕而強大的國家可以運用壓倒性的優勢，從而按照自身的利益的需要去塑造規則（趙剛，2001）。其結果將使所謂的全球經濟協商只是更加擴大了窮國與富國之間的貧富差距，形成更為難已跨越的門檻與障礙。
根據1999年UNDP的統計資料顯示，全球住在最富裕國家的五分之一人口與住在最貧窮國家的五分之一人口，所得差距在1960年為30：1，1990年是60：1，而到了1997年則已高達74：1，這個數據正顯示由幾個全心追求其本國人民利益的強國政府所塑造的全球經濟秩序，與嚴重並且還在加速惡化的全球經濟不平等是同時並進的。
談判桌外的解決之徑
如上所述，歷史性與支配性的結構因素所形成的南北失衡、貧富對立乃至於日益極化的全球化威脅形同永恆的對立，致使期待透過國際協議來解決貧窮與環境問題如同緣木求魚，那麼在談判桌外，是否仍有解決之徑？顯然地，問題仍必須回到面對本質資本主義。
當今討論永續議題中那些最有影響力的「建制」取向（establishment）並不認為資本主義是造成問題的主因，相反地他們認為環境破壞的產生正是因為這些商品未價格化、市場化的緣故（吳昱賢等譯，2002），這個論點正直指資本主義的核心特徵。當代資本主義天生就是一種擴張系統，在這個系統之中，價值的創造被視為是獲取、生產和銷售的線性結果，資源的來源與廢棄物的處理則不是這個體系所關心與能夠處理的問題。這種經濟體系只是建立在簡單、表面的思考邏輯上，因為事實是，人類過去與未來的經濟活動，都根基於地球的所有機制，地球的範圍不會擴大，因此不管「從哪裡來」以及「被送去哪裡」，其實都在我們的身邊（吳信如譯，2002）。不斷積累的生態負荷，正是引發各種形式的社會災難與衝突的罪魁禍首。
正如愛因斯坦的名言：「問題不可能在所處的情境中解決」，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問題必然無法在其既有的體系內達成自我和解，但在此同時我們卻又無法迴避資本主義所張開的世界之網，因此人類究竟該如何因應？本文嘗試以以下兩個思考方向做為回應的起點。
取徑綠色資本主義
這個世界真能如此爽利地被切割成經濟的世界與非經濟的世界嗎？真能以GNP這把尺度量出所有利弊得失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無論是經濟制度、政府或人類本質，均不存在一套自然法則，能確保人類社會得以演進到穩定階段，或至少是可以忍受的程度。然而不管是自由市場、人類的貪婪本性、以及美其名可選擇政治領袖的投票權，都無法以其集體或個別的力量，造就出一個足以捍衛基本公共需求的政府。人民還需要更多、更多的權利，包括透過全民共識來限定政府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種種法規。而為能重新適應新環境，我們還必須承認部分引申自生態學觀點的新規則，來為政治行為和經濟制度設定界線（齊立文譯，2001）。
而這個新規則正是近年來陸續被提出的一種新的實踐策略：使生態目標與經濟目標趨於一致的生態經濟觀點。而這個方向正是企圖從經濟行為本身的行動變革來因應資本主義所引發的巨大危機，亦即「綠色資本主義」。「綠色資本主義」是將由資源、生命系統和生態系統所構成的綠色資本和以人力、智力、文化與組織形式表現的人力資本納入資本主義的邏輯體系，它的四個主要策略包括（吳信如譯，2002）：
1、植基資源生產力（Radical Resource Productivity）
提高資源生產力在價值循環的一端是減緩資源的消耗，另一端則是減少污染；其次可以開創有意義的產業，做為提高全球就業率的對策；再者將可降低經濟與社會成本，減少因為破壞生態與社會系統所付出的代價。
2、生物模擬（Biomimicry）
透過生物觀點重新設計工業生產體系，以達成減廢目標，改變工業過程與材料性質，使材料在封閉循環中重複利用，甚至消除所產生的有毒物質。
3、服務與流動經濟（Service and Flow Economy）
建立於服務與流動的經濟模式，可以更有效地保護其賴以維生的生態系統，此新價值觀有助於扭轉以物質佔有率來衡量社會福利的經濟觀點，藉由產品的品質、實用性與功能性來增加社會福利。
4、投資綠色資本（Investing in Natural Capital）
此指對恢復與擴大綠色資本存量的再投資，以促使生物圈生產出更豐富的自然資源，藉由推動生態服務系統，使全球環境免於巨大的破壞。
上述的四大策略亦即是永續發展式的經濟運作模式，它不僅提供長期經濟的穩定性與多樣性，更具有「環境友善」的態度，且能促進資源再生利用，活化資源能量與減低廢棄物生成，以最少投入，生產出最佳的生活品質，排放最少的廢棄物，資源的循環與再生須融入整個生產體系中，將廢棄物視為資源而非累贅物，重伸「能源效率」的概念。此外，將生產與消費過程中（從最初的資源萃取、經由工業與消費者系統、到最後的廢棄物丟棄的整個流程），物質與能源的流動都納入計算，亦即將搖籃（原料生產與加工處理）到墳墓（最後處理）的「生命周期」都納入管理。具體而言，將環境的成本降至最低，而使用效能最高，則愈能符合經濟效率的要求，達到平衡的狀態。綜言之，藉由真實世界的務實態度對合理的生活方式進行理性計算是綠色資本主義的發展核心，許多證據證明企業必須取徑綠色資本主義，並非只是出自感性的良善動機，而是因應商業條件改變的生存法則。
取徑地方創新
Giddens在討論貧窮問題時即指出：傳統的扶貧項目必須以社區為中心的方式所取代，這些方式不但使更多的民主參與成為可能，而且還更加有效。社區建設必須重視支援網絡、自助以及社會資本的培育，使這些成為促使低收入社區經濟復甦的重要資源（鄭武國譯，1999）。Giddens的論點主要在於對積極福利的倡議，亦即強調投資人力資本的社會投資型國家因應全球化變局的重要性，而關鍵主體則在於社區（地方）。
在全球結構重組的過程中，由於國家的框架已無法界定利益的來源與去向，因此反而是地方具有識別利益的靈活度與聯繫能力，並且找到明確的競爭位置。換言之，在國家缺乏總體控制的情況下，互動議程越是具體，資訊網絡的正向回饋能力越是靈活，恢復某種社會控制的能力也就越大（Castells, 1989）。儘管全球化似乎將「全世界壓縮成為『單一地方』（single place）」（Robertson, 1992），但這個單一地方不只包括整體性（wholeness）、含括性（inclusiveness），也同時包含整合（integration）及分化（differentiation）的過程（Tomlinson, 1999）。正由於連結性（connectivity）會影響到地方性（locality），連結性不僅將地方生動的日常經驗轉變，而且也使地方居民面對著一個其命運已明顯受到單一全球架構所整合的世界，這個現象最明顯的莫過於全球化的經濟整合或環境風險，就後者而言，Beck (1992)認為「使世界社會的烏托邦有點更真實或至少更迫切」。連結性因而將單一性（unicity）假設為一種文化－政治原則（Tomlinson, 1999），如果我們要真正瞭地方經驗，我們必須將其提昇到「單一世界」的水平線，而地方實踐及生活方式也愈需要從其全球的後果來加以檢視及評估。
就此而言，認識地方的既有條件，並且藉由「全球地方化」??解地方化與再地方化??的過程，創造地方產業的發展機會，實為產業振興的立基。在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極化現象，所導致的區域及地方弱化的問題，政府－市場－地方三者的連結與互動，成為因應的主要策略（Jenkins & Smith, 2001）。因此就地方而言，以參與與民主為內涵的市民社會的建立，是地方自我發展的動力來源。就政府而言，新的政府形式需擺脫過去舊思維，以「投資」來代替「補貼」，針對地方的特性來加以「投資」，投資的對象並非是地方硬體建設，而是「人」，鼓勵「創新」與「學習」，發展地方在地的力量（李永展，2002b）。
事實上，類似這種藉由團結整合的方式來面對地方經濟需求的方式有許多，例如日本的社區營造運動、非洲的生態社區經驗等。最極端的例子甚至還包括「地方交換貿易系統」（Local Exchange Trading System, LETS），「地方交換貿易系統」是嘗試將地方貨幣流通在地方社區的最進步方法，加拿大的Comox山谷地區於1983年首次發展出這套系統，其後陸續在北美大約有20個類似的系統出現，紐西蘭則從1987年以來，便大約有70個「地方交換貿易系統」出現，澳洲有200個，而英國則從1991年的7個增加到1993年的150個，這個系統的重點在於使地方貨幣能留在它所服務的社區、由使用這些貨幣的當地居民來發行、以及有足夠的供給以應付當地社區的需求（Blunt & Steele, 1995）。
透過地方自主性的運作來抗衡全球資本主義的滲透的方法不一而足，但其共同目標均為：如何善用地方智慧來建造一個符合當地生活型態的空間環境，以拒絕全球主義衝擊下的同質性壓力；以及如何將資源視為資源的還原與再生，以破除把金錢視為衡量資源的唯一價值標準的荒謬。綜言之，在這些目標之下隱含的是「紅綠連結」的嘗試與願景。
結語
從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垮台、中國共產主義日益修正而向資本主義靠攏，並且竄升為全球最快速成長的經濟體，這一連串的人類歷史似乎無情的指出，資本主義獲得了空前的勝利，不僅其生產與消費模式支配人類生活型態，且在經濟、資訊與文化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使得資本主義所造成的負面效應更為擴大，而所謂的全球組織：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這些國際機構帶給窮國改善貧窮的「處方」，卻是要求這些國家把公共事業更全面的私有化、開發這些國家的土地與自然資源，以及提供廉價的勞動力給私人資本（吳昱賢等譯，2002）。這種飲鴆止渴的做法不僅無助於解決窮國的困境，反而更進一步深化了環境衝突與貧富對立。
貧窮與環境的問題，一端涉及的是眼前的基本生存，一端則是廣泛的生態壓力，在傳統的經濟成長中這兩者是相互拉扯的，但在現在以致於未來的人類發展中，這兩者必須是相互調和的，這不是空泛的願望，而是迫切的目標。本文認為「生態經濟的實踐」與「地方民主的參與」是達成此迫切目標的兩大途徑，這兩條路徑固然曲折而困難，但正如Kenneth Boulding (1972)所言：「不再無限，人類如今宛如在一個盒子裏；人類不斷擴張的年代也已告終；一艘自給自足的『地球號太空船』就要登陸，人類必須自負責任──否則一不小心，這個盒子就會變成自己的墳墓。」
（發表於2002年地區發展論壇暨學會成立研討會）
